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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法学教育的现在与未来

  关于法学教育的讨论由来已久,近日拜读苏力先生的《当代中国法学教育的挑战与机遇》一文,在佩服苏力先生对我国法学教育现状敏锐观察的同时,不禁想提笔谈谈我对法学教育的一点认识。

  苏力先生在该文中对法学教育在中国历史上的发展状况作了简要的描述。中国的法制历史可以解释为什么中国的传统文化滋养不出法学教育:封建时代的中国,法学并不能被称为一门学科。历朝历代,中国的父母官只负责对刑事纠纷以及重大民事纠纷进行管理,一般性的民事纠纷则通过其他社会纠纷解决机制予以处理。下层官员在审理各类案件时确实累积了一定的实践经验,称之为“律学”或者“刑名之学”,但由于民事案件不经审判活动处理,导致民事方面的实践经验积累极其微薄。由此可见,中国古代没有民法生存的土壤,法律也仅仅侧重于刑法,难以形成一门学科;又囿于封建政治体制,下层官员累积的实践经验传播的地域性非常强,从而导致法学根本无法构成一门学科。

  法学教育于近代出现在中国。经过鸦片战争、甲午战争等屈辱的洗礼,晚清政府终于认识到中国面临的巨大危机,于是决心开始变革。从“器物”到“制度”再到“文化”,清政府源源不断、层层深入地从西方世界“搬运”救中国于危难之中的“治世良药”。其中,作为改革措施之一,中国开始引进西方式的法学教育。然而,这仅仅是一个开端。由于中国的整体社会环境,一直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从事法律职业的人还很少,很难称得上有一个法律职业群体;没有法律职业就不可能有适合自己的法学知识产出,外来法学知识也很难在中国社会中扎根。并且,清末到新中国成立的这段时间,不稳定的社会条件不允许法学教育得到充分发展。新中国成立后不久便实行计划经济,法律职业在当时的中国需求极少。如果将法学教育比作一棵树,这棵小树苗在中国刚刚种下,根还未扎深,就得不到充分的灌溉,看起来瘦小不堪。然而,这棵小树在1978年改革开放后终于迎来了第一个春天。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工商业的发展,使得乡土社会逐渐向工商社会转型。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中国经济的腾飞,人们之间的关系开始变得复杂,法律作为调整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学科得到重视,法律职业的市场需求也随之扩大。市场有需求,那么法学教育便需要向市场供应“产品”。我们可以看到明显的变化:在1976年,设立法学本科的高校只有2所(北京大学和吉林大学);至2005年底,这个数字已超过400;而到2008年,已经有600余所大学招收法学专业的学生。每年都有基数相当庞大的法学专业学生从象牙塔毕业然后流向就业市场。法学专业之所以成为目前就业率最堪忧的专业之一,其中不乏毕业人数太多,法律行业不足以消化每年滚滚而来的大批法学毕业生等原因。

  由于认识到现在法学教育泛滥所面临的危机,传统的法学院校已经开始着手应对,其中,“卓越法律人才教育培养计划”已成为传统法学院校的选择。除了人数太多之外,学生的专业水平和能力不符合市场需求也是导致法学专业就业率低的原因。目前中国社会的发展可谓日新月异,法律关系也由此变得更为复杂,一方面社会需要更多的法律人才,另一方面社会对法律人才的能力要求也不断提高,对更加专业化的法律服务需求越来越大。因此,“卓越法律人才教育培养计划”是法学教育改革的开端,通过对一部分教学方式进行改革,累积经验以观其效,最终将成功的经验应用于普遍的法学教育,以推动整体的改革。

  以什么样的目标和方式培养法律人才?对此,有很多颇富经验的学者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其中,我对葛云松老师借鉴德国经验提出以“培养法官能力”为法学教育目标的观点颇为赞同。法学专业的学生(指那些真正的志趣在于法学的学生)毕业以后大多数流向法律实务部门,只有少部分会专门从事学术研究或者流向立法部门。在众多法律职业当中,法官的人数其实并非最多的,但是为什么要以法官能力为基准培养法学生?葛云松老师给出的答案是:首先,学生应当学习的是如何适用既定法,主要是培养其法教义学上的能力;其次,中国与其他国家一样,法院(或者诉讼)是所有法律实践活动的核心环节;最后,律师所作判断的前提是基于他对法院所作裁决的预判,也就是说,好的律师先要明白法官是怎么想的。基于以上三点理由,我赞同以培养学生的法官能力为基准。这样的定位可以有效解决以下问题:第一,学生以法律规范作为学习重点,有益于矫正他们非常热衷于“前沿”而疏于巩固基础的错误观念;第二,以培养法官能力为本,实践能力会成为重要的考察标准,这有利于弥补目前教学水准评估方式单一的缺陷;第三,明确一个目标,对于课程的安排和设置将会更加有的放矢,避免盲目。纵观中外,法学的进步不是仅仅靠闭门造车或者仅仅依赖没有学术支撑的实践就可以推动的。因此,培养法官能力并不是扼杀学术型人才的发掘,而是进一步“从砂砾中挑出金子”。如果连基本的法官能力,也就是解释法律规范的能力都不具备,那么想要成为一名部门法的学术型人才,在我看来是不切实际的。通过阅读各位老师所写的法学教育方面的文章,我认识到在将来的学习过程中,我需要不断调整自己的方向和方式,尽量锻炼自己目前仍然欠缺的能力。虽然我一个人的改变并不会带来什么变化,但如果千千万万的法学生都能及早反思自己的学习过程,确定自己的学习目标,我相信法学教育应当会向前迈进一大步。

  诚如葛云松老师所言:“如果医学院的教学质量差,让不合格的医科学生变成医生,伤及无辜患者,医学教授们恐怕心中有愧。不合格的法科毕业生的危害性似乎并非这样明显、直接,但是其对法治事业以及社会的伤害却毫不‘逊色’,甚至有过之。”在建设法治国家的今天,如果连我们这些投身建设的人本身就素质堪忧,那么何谈把中国建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因此,对于法学教育的探讨,也是对法治事业的一种积极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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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西南政法大学报》 作者:法学院2012级 卢子颖
网编:马拓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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